醫學教育的人文精神基礎這場演講，從儒家與佛家思想來談醫學生需要培養什麼人文素養，如果是單純的要求醫學生需具備高標準的道德觀，那麼實在是再正當不過，畢竟醫師是可以掌握生死的職業，本該接受高標準檢驗。但是當制度上出現嚴重瑕疵，卻希冀醫師用更高的道德標準要求自己，去適應畸形環境，漠視加諸身上的迫害，而不是要求醫師在看到不公義存在時，挺身而出對抗制度，當儒家思想藉醫學人文軀體還魂，實在讓人如坐針氈。
儒家思想有兩個根本性的問題，「缺乏知識性」與「泛道德化」。缺乏知識性是指中國兩千五百年來獨尊孔孟，唯有儒家典籍可被稱為「經」，後人只敢做注解，做文字上的解釋，不做討論、不敢質疑，沒有辯證，儒家思想的內容在兩千五百年前就定型，但思想經過辯證才能成為一門學問，才能將思想恰當的運用於真實社會的各種環節，把思想的原型變化延伸到社會的每個角落，如同做科學一樣，沒有經過質疑與反覆驗證，強化論述基礎，如何能在當代大鳴大放？儒學正是缺乏這一個層次的提昇，於是對外說服力不足，碰到反駁的聲浪就躲回自己建構的金字塔裡取暖，儒學至今沒有發展成一套知識體系，鑽研儒學的學者可以獨善其身，但無法將儒學通俗自然的傳遞出去，儒學對一般人的影響，比較像是宗教模式的支配，而無法以一套哲學式的思維讓人們從中得到屬於自己的道理。
泛道德化則是指儒家過度強調人治，輕忽法治，在被應用的過程強調內聖外王，將人性的美善視為解決所有問題的根源，忽略建構完善社會制度才能解決眾人的事，不曾針對制度進行探討，而是將國家的興衰當成君王個人道德的展現。當君王賢達，則政治清明，國富兵強；當君王無道，則生靈荼炭，國破家亡。這種要求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皆奉行「修身、齊家…平天下」的規訓，社會運作建構在「君臣父子夫」層層裙帶關係，受益於儒學在舊中國不可質疑的神聖地位，因此被統治者拿來對被統治者進行傳統價值的同化，說難聽點就是奴化，以控制人民思想來求得長保久安，而不去思考如何建構一套制度來防範人性貪婪造成的弊端，最終導致民怨四起，便是兩千五百年來，中國不斷改朝換代的主因。
台灣當前的醫療環境如此惡化，其中一個最根本的關鍵就在健保的給付制度，用資本主義的概念，講究效率、產能，以量制價，但健保精神卻是社會主義，要澤披全民，這套既非保險也不是福利的制度，在國家經濟狀況穩定、資源充裕的時候，可以勉強實行，當資源不足時就漏洞百出，曝露出隱藏的問題。
健保支出只佔台灣GDP的7%，卻提供相當於30%程度的醫療服務，這個差距由醫護人員的血汗補足。在總額管控之下，醫院必須自行調控財政，為了樽節支出，人事成本被大刀一砍，缺額不補，超時工作已成為常態。給付制度不看醫療行為的內容，而是看疾病的名稱，為了追求高獲利，許多醫院只願意使用成本低廉的藥品或設備，醫療品質被徹底犧牲，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，壓榨所有醫護人員的勞力，求取最大生產力，換取最大利潤。
自長庚一出，慈濟緊隨其後，各家公立醫學中心也不斷攻城略地，醫學界群起效尤，就該預見醫護人員終究會被輕賤為滿足資本家慾望的人力工具。在這種環境之下，竟然還要求醫護人員要感恩醫院，漠視制度面才是問題的癥結，持續要求醫護人員犧牲奉獻，頭頂著神聖光環，實際上是讓資本家飲用醫護人員的血汗，已經達生吞活剝的地步。
通識教育的原型來自西方的「博雅教育(Liberal education)」，意思就是自由人的教育，而非奴化教育。通識教育強調培養學生的抽象思考能力，並且要求學生具備道德素質，如勇敢、艱毅、有耐性…等等。但這些能力不可能是學習的對象，也就是說「道德」不可能做為一門學問傳授給學生，學生透過學習的方式只能擁有「道德知識」而非「道德精神」。唯有從日常生活中去體驗、反覆辯證、重塑價值觀，才能發展出自我的道德觀。
用儒學這種不斷要求自我道德修煉的角度看待教育，看待醫療環境的困境，只會加速社會的沉淪。正因為處在其中的人沒有意識到會造成這種結果(或是有部分是刻意的操弄)，因此在無意識的狀態下也加入共犯結構。儒學自古就是中國統治者用來同化、塑造一群服從的百姓手段，具有反啟蒙、養奴性的特質，而我們的教育從不鼓勵學生對既有的制度質疑，也正是儒學思想的體現。當學生出現反抗的聲浪，就冠上破壞校園寧靜，擾動社會秩序的罪名，社會早已認定學生的本分是專心受教育，最好將來都順從既有體制，安份守己。
醫學人文素養很重要，只是不能無限上綱到漠視制度的問題，好的環境跟制度，更適合讓具備醫學人文素養的醫護人員發揮專長！而不是一直逼走、逼死這些有良知的人。今日許多醫學亂像，難道是要求所有醫療人員二十四小時的犧牲奉獻就能解決嗎？答案早已清楚的擺放在眼前，只是一直沒有人願意正視而已。或許這正是魯迅所說的：「曾經闊氣的要復古，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，未曾闊氣的要革新。」
No comments:
Post a Comment